星空体育app新书保举 中德文明丛书·中德文学人缘二集

　　上编集中探讨德语文学中的中国，中德文学在各自对象国翻译、流传、影响的历史，以及近现代中德作家的文字、学术之交（如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洪涛生翻译中国古典戏剧、鲁迅的德文藏书）等文学因缘。

　　下编聚焦德语文献中的北京知识生成与德语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分别从学术北京、影像北京、叙述北京和表演北京等视角，考镜德语文学中北京知识的生成与北京书写的源流和棱面。

　　吴晓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德语系主任，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洪堡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德语文学、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等。

　　欧洲的摄影术诞生于1837年。19世纪后半期，代替早期的铜版画，一批早期旅华的欧洲人开始用这一新兴的技术记录下了他们的北京记忆，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有关北京的照片。例如，1868年7月，瑞士人阿道夫·克莱尔等游历北京城，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和详细的旅行日记。7月5日，他们游览了古观象台；7月6日，出北京城，经大钟寺往圆明园方向去。克莱尔在日记里评论了北京城的道路状况：“北京城里宽阔笔直、一望无尽的大马路着实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繁忙的马路上，不但有行人，还有马、骆驼、骡子等拉着各式各样的车通行，马路边的店铺都装修得富丽壮观，每家都挂着巨大的金色招牌，让我们感觉很漂亮，很了不起。”克莱尔在日记里描写了崇文门大街：“马路上日积月累形成了一条条车辙，各种马车就在上面行驶着……在稍次的马路上便没有这样的车辙，路也窄。”7月6日，他们到了圆明园和颐和园（实为清漪园，1888年才改为颐和园）。这些被收录进各种集子的北京图片为德语文学中的北京书写提供了感性的资料来源。

　　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中文名阿理文，1847年出生于汉诺威王国的伯瑟恩。早年他随一支商船队来到中国，开始了职业摄影师生涯，并于1867年左右在厦门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奥尔末先后在厦门、北京、广东、青岛等地的海关任职。1914年退休后返回家乡，1927年去世。

　　1867—1879年，奥尔末旅居北京，在此期间拍摄了许多关于北京的照片。1873年，他任职北京海关时，拍摄了一组关于圆明园的照片，距圆明园被毁仅13年。在奥尔末生前星空体育最新，这些圆明园照片就引起了关注。1898年，德国希尔德斯海姆的赫尔曼·罗默博物馆出版了《圆明园旧影与中国瓷器》，以珂罗版印刷的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圆明园的建筑影像和奥尔末的相关收藏。这些图片包括今颐和园里的多宝琉璃塔、今颐和园万寿山上的智慧海、1860年被毁的圆明园海晏堂和两幅海晏堂宫殿残迹的特写。1927年，奥尔末去世后，其夫人将照片的底片转赠给柏林工业大学专攻中国建筑的恩斯特·柏石曼教授。1932年，在德国留学的艺术史家滕固将其翻拍，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出，题名《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这是一本有关圆明园遗迹的照片集，书中收录了奥尔末拍摄的12幅照片，如“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南面远景”“谐奇趣左翼之八角亭”“方外观正面斜景”“海宴堂西面”等，以及奥尔末绘制的平面图。这些照片是现存最早的一组关于圆明园残迹的照片。

　　长城与皇城是德语作家想象中华帝都城市空间的重要符号，高耸的城墙造成的隔断成为历史上北京作为帝都在空间上的典型特征。

　　启蒙时期的大家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就曾关注到中国的长城。不过，他更多地是把中国看作一个诗的国度。维兰德甚至萌发过向虽已83岁高龄却依旧吟诗作赋的乾隆皇帝寄赠自己诗作的想法。他称赞乾隆为“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外交使团团长”。维兰德之所以给乾隆加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号，可能是因为他阅读过加入英国使团的德国人约翰·克里斯蒂安·许特纳（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1766—1847）写的《中国书信》（Briefe aus China）。

　　与魏玛古典作家眼中的北京不同，后来的德语作家更多是充分利用与民间空间上有着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的皇城意象和长城符号来反思空间正义与空间不公的问题。1917年七八月间，卡夫卡在双月刊《马尔斯雅斯》（Marsyas） 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小说，标题为《一页旧报》（Ein altes Blatt）。关于这篇小说的标题，以往有不同的译法，如《往事一页》《古史一页》，皆不确，这些译法都没有能理解Blatt一词还有作为Zeitungsblatt（报纸）的含义。1919年，《一页旧报》被收录进《乡村医生》短篇小说集星空体育app。这是一则关于北京的小说叙述，也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最早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文字。小说最初的标题更为明确，直接指明为“一张来自中国的旧报”。小说从北京城一个修鞋匠的视角讲述北京皇宫前的广场被野蛮的异族占领的情形。这些包围了皇宫的入侵者和他们的马匹都表现出嗜血食肉的本性。

　　据学者克里斯蒂安·维博（Christian Wiebe）考证，卡夫卡还明显吸收了当时汉学家研究的成果。如莱比锡大学教授、汉学家孔好古在评论1909年由汉学家（Wassilli Pawlowitsch Wassiljew，1818—1900）的《对中国的开发》（Die Erschließung Chinas）一书时说，建造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将快速、运动的游牧民族和漫长的、静止的长城相对比，这与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表述相似。

　　《中国长城建造时》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绵延无际的中国所寄予的热望以血液循环流淌的身体的比喻得到了形象生动的再现：“统一！统一！胸脯挨着胸脯，民族的一个循环，血液，不再局限在身体的干巴巴的循环里，而是甜美地流动着且又返回流淌过绵延无际的中国。”有论者认为这些“血液”与“统一”的表述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家马丁·布伯的观点的有意隐射。卡夫卡写到深陷宫闱斗争和对外来入侵束手无策、只能躲在窗后“低垂着头”宫前广场情形的皇帝，写到需穿越重重宫门和无数台阶却可能永远无法抵达“你”手中的“谕旨”（Eine kaiserliche Botschaft），除此之外，卡夫卡在《中国长城建造时》里还以“边民”的视角塑造了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北京形象：“尽管在村子出口的小柱子上立着那条神圣的龙，自有人记忆以来就准确地朝着北京的方向喷吐着火的气焰表示拥戴，但北京自身对村子的人们来讲又比彼岸的生活陌生得多。”北京在他们的视界里无异于一个人流涌动、房屋鳞次栉比的“村子”：“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村子，房屋挨着房屋，田野笼盖，超出了从我们山丘视线所及的范围，在这些房屋之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对这些远在天边的帝国子民来讲，在卡夫卡的笔下，北京就如同天空中静静变换的“浮云”：“比想象这样一座城市更为容易的是，认为北京和它的皇帝是一体的，如一片浮云，静静地在太阳底下在时代的进程中变换。”